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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理的角度来说,秦岭到淮河一线是我国南北方的分界线,大致把我们辽阔的国土分成南北两半。从现代来看,我国南方地区经济的发展高于北方。尤其是江浙、广东的“长江三角”和“珠江三角”地区经济更为发达。
但是,在我国古代,南方的经济在很长一段时间曾经远远落后于北方。后来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种种机遇,南方经济,不但赶上而且大大超过了北方。这是为什么?我们不妨翻开历史,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变革与发展作进一步了解,答案就不难找到。
上图_ 秦岭位置所在
中国南北经济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一、从远古到西晋为第一阶段。
这个时期北方的经济发展远远超过南方,这是由于远古时期的国都大都建立在北方,政治和经济的重心相一致所造成的。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我们的祖先早就在这里生息繁衍,并创造出灿烂的古代文明。虽然到殷商时,国都几经迁移,但都没有离开“母亲河”的流域。
历史上在周秦以后,我国西部泾水、渭水流域的关中地区得到充分发展,形成了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史记》中说:“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然量其富,什居其六。”这充分说明,当时该地区已经富裕起来了。
由于北方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城市如,咸阳、长安、洛阳、邯郸等,有的还成为了国都。而这时整个淮河以南地区仍处于“地广人稀,火耕水耨”的落后状态。
从东汉末年起,中原地区陷入战乱状态,北方经济受到严重破坏,迫使北方人口大量南迁。这样不但增加了南方的劳动力,而且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与技术,使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从而缩小了南北经济的差距。虽然是这样,但仍 然呈现出北强南弱的局面。
上图_ 东汉末年军阀割据
二、从西晋到隋唐五代时期,是南方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西晋末年,我国北方处于“五胡十六国”的混乱时期,经济文化遭到严重摧残。尤其是著名的“永嘉之乱”后,爆发了历史上空前的人民大迁徙,中原“士庶”为避乱接踵而来,使北方人口大量流入南方。这不仅给南方输入了熟练的劳工,而且还带来了先进的工农业技术。这无疑又给南方增添了新鲜血液,为经济崛起奠定了基础。
特别是江浙地区的荒地 大量被开垦,手工业、冶铸业也得到发展。这时我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向南方转移,基本达到南北平衡的 水平,某些地方甚至超过了北方,成为我国新的富庶地区。
隋朝后期,由于大运河的凿通,把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水系连为一体,漕运成为了重要的运输形式,使南方的物产运到北方,南北物资的交流更加便捷。这对南方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其经济重心开始南移了。
上图_ 隋唐大运河,与黄河交汇
唐代中期的 “安史之乱”,北方遭到战火洗劫,再加上藩镇割据和民族矛盾的加重,使北方人口再度大量南流。这样南方的农业和手工业又得到新的促进,特别是商品经济发展更是日渐兴盛,当时的扬州、杭州、成都等南隐册局方城市,商铺林立,繁华无比。岭南广姿睁州的海运也日臻繁忙,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港口 。
当时唐朝的富足,其仰给大部分都来源于南方。“今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这就是对我国南方当时经济繁荣的描写。
上图_ 唐朝的百姓风貌
相反,中国北方由于人口的大量南迁,生产趋于减少,甚至出现停滞状态,经济出现了萧条。
到唐末五代时又有北方契丹民族的南进,军阀战争长年不断。由于战争,河水多次溃决无人治理,使得土地荒芜,民不聊生,经济发展江河日下。
这时的南方,在经济稳定发展的同时,又有建立在长江流域的许多小国家,他们各自为政,奋发图强,自修水利,奖励耕织,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促进生产的政策,这无疑又给南方的经济发展增添了活力,出现了一个个富庶的地区。这使南北双方的经济形成了明显的对比。
上图_ 宋朝汴河漕船的模型
三、从北宋末年到鸦片战争爆发,是我国经济重心南移的第三个阶段。
这个时期由于北方屡经战乱和水患,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为了取得经济的支持,北宋王朝不得不对南方的经济发展特别重视,把主要精力用在江浙地区上,使工农业生产得到了大大提高。资料显示,北宋每灶让年光从南方漕运的粮食就达七百万石,是唐朝时期的两倍还多。
到了北宋 末年,由于金兵侵入,宋王朝开始南迁,几经逃遁,最后定都临安(今杭州)。因为政治中心的南移,人口也随之大量南迁,这让统治者更是把江南做为了立国的 基础。赵宋王朝能够偏安一隅,而不思北伐收复失地,这与南方的富庶,生活安逸有很大关系。
此后,又有北方人不断向南迁徙,特别是蒙古人的入侵,北方人口又向巴蜀、两淮,甚至岭南流移,使南方人数再度增长,经济又一次得到巩固并发展。历经元、明、清三代,到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这段时期内,南方的经济重于北方的形势没有改变,而且其差距越来越大。
上图_ 第一次鸦片战争 示意图
由上述可知 ,我国至秦汉以来,由于晋朝时期的“永嘉之乱”,南北朝时的“五胡乱中华”,唐朝的“安史之乱”和宋朝南迁等事件的发生,造成了四次北方向南方的人口大迁徙。
由于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不仅给南方增加了劳动人员,同时也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为南方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和发展机遇。由于南方充分利用了这个机遇,使生产力大大提高,经济稳步增长,并逐渐超过了北方。这就是经济重心由北向南转移的根本原因。
陈凤台,名辉,号凤台,宋朝进士、官拜谏议大夫,儿子七人中有四人中进士、三人为秀才,号称“一门五进士”、“七子流芳”。在陈凤台的族裔和后裔中,有明代被称为“一代大儒”、“岭南一人”的陈白沙,有清光绪年间高中文科探花的陈伯陶,还有辅仁大学校长、被毛泽东主席誉为“国宝”的陈垣等。
2004年,位于清远市清新县天塘山上的陈凤台墓被后人重新发现。随之清远市陈凤台历史文化研究会成立,对陈凤台本人及其家教文化的研究开始风生水起。
举家南迁缘起“胡妃事件”?
800多年前的一天。南宋王朝末年的清远县城外,一大队人马渐行渐近。车上家当丰雍、主人衣着华丽,显赫身份可见一斑。
中间一辆马车上的男主人,脸上分明有几分疲惫、失落和沮丧。也许是担忧政坛的风云变化、君王的喜怒无常、乃至即将来临的国破家亡。他从附近的南雄州(今韶关境内)赶来,带着七个儿子,子侄28人,首次迁徙到清远县城,以躲避国难。准备休整后,再往南迁。
此时,铁木真的铁蹄正横扫大江南北。
这位年近花甲的男主人,就是南宋进士、官拜谏议大夫的陈凤台。
有关陈凤台的举家南迁,一直存在两种说法。其中一种认为,因宋末元军的大举入侵,陈家躲避国难,迁徙至此,陈凤台墓所在的清新县禾云镇沙河桂湖村(古称清远蒙里驿),正是沟通中原与岭南的重要驿站。陈凤台被认为是抗元的英雄。另一种说法,是来源于陈氏族谱上的一句话,“本族因胡妃事件而南迁”。
“胡妃事圆嫌件”是怎么回事?据相关记载,宋度宗咸淳八年(1272年),胡妃得罪了皇帝,逃出京城临安,为商人黄贮万所得,携归南雄珠玑巷。后黄知她是贵妃,不敢收留,复令逃出,为强暴欺凌而死。
胡妃出走不久,皇帝思念她,密令兵部尚书张英贵查访。南雄人讹传因胡妃已死,朝廷将加罪于珠玑巷。故珠玑巷居民纷纷南逃,散居于南方海滨各地。
然而,研究者认为这一传说未必可信。在宋代史书中,并未有贵妃出逃的记载,而各姓氏族谱对胡妃事件发生年代的记载出入很大,相差竟有100多年。流传至今的文本中,所使用的官衔和地名是明代的,显然为后人根据传闻所记。更重要的是,宋链段度宗咸淳八年时,元军横扫宋军于中原大地,兵临南宋都城,皇帝还有心思去管一个妃子吗?
更多的研究者认为,陈凤台举家南迁,与当时元兵南下有很大关联。
悲愤忧国的抗元民族英雄
经考证,陈凤台的家族是从曾祖父开始迁入南雄州珠玑巷的,此前是居住在北宋京城开封附近的祥符县。宋朝廷被迫南迁时,这里的人跟随南迁,有部分人越过粤北梅岭,立足于当时的南雄州。
在陈凤台长子陈谟撰写的族谱《谟翁遗牒》中,对陈凤台举家南迁的原因有这样的记载:“三子英,进士,为广宣议大夫,因差抚外夷不行,将家属贬,同父辉葬在清远县蒙里驿九龙潭。”“抚夷不行”,字面意思是与元朝签订的合约没有成功,这道出了陈家被贬南迁的真实原因。
有研究者猜测,南宋末年,金国与南宋都已经腐朽势微,而蒙古强大起来,当时蒙古提议与南宋联合起来消灭金国,南宋皇帝接受了这一提议,准备借蒙古之手灭掉宿敌金国,可没想到的是,最后却将祸水南引,把南宋的江山断送了。而当时陈家父子在朝廷为官,又与皇帝结着姻亲,在对元政策上肯定提出过自己的意见,是不是因某种意见最终惹怒皇帝而被贬呢?答案不得而知。
族谱记录了当年逃离故乡的悲惨境地,当年从珠玑巷南迁各地时,“兄弟七人,子侄二十八人,携族人三十余人”,说明当时七兄弟均健在。“有登舟而往,有步陆而行”。大部分已到了台山、新会、东莞、鹤山等地,陈凤台随第六子陈图定居清远城,三子陈英因“扶夷不行”累及家人而深感内疚,因此在全家迁到偏远的台山安橘唤手顿好之后,又回到父亲身边,服侍年迈的父亲终老。
陈凤台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谏议大夫和文人学士,相传他到滨江山区考察时,被当地热情的瑶胞所挽留,同意教授瑶胞子弟读书识字。为了保境安民,他指导瑶胞在山上修筑城墙,安营扎寨,并由他和陈英出面收编南下难民,与当地的瑶、汉、壮等族人组成民军,共同抵抗元兵。
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陈凤台父子兵败殉国,瑶王悲痛万分,将陈凤台父子妥善安葬在清远蒙里驿,也就是今天的桂湖村。从此,陈凤台、陈英父子二人被誉为“抗元英雄”。
有关陈氏父子抗元的说法,多出自后人的讲述,在古籍中少有记载。但有史料记载的是,在南宋末年的抗元崖山保卫战中,陈凤台第七子陈仁的后裔陈仁辅、陈英辅兄弟,毅然捐粮几千石,运到崖山支援宋军。当时的丞相陆秀夫请皇帝降旨,表彰陈氏兄弟的功勋。
如今的天塘山上,还保存有古代瑶胞的遗址石岗城门,城门前山石环拱,嶙峋陡峭,古迹斑驳。而离陈凤台古墓不远的山上,至今还保留着一座古庙。据说始建于南宋末年,是抗元义军用来联络和交流情报的地方。抗元义军失败后,古庙多次被毁,现存的这座庙宇,为1945年重建,至今保存完好。
有关陈凤台后半生的境况,以及为何埋葬在天塘山,研究者也有多种其它推测:有人认为,是陈凤台跟随其子在清远居住一段时间后病死,随后安葬在天塘山。有种说法是,陈在清远的后人,发现天塘山是块风水宝地,将他的遗骨移葬至此。还有人认为,天塘山地处偏僻之处,可能是为了躲避战乱,陈凤台在此隐居,安度晚年。
据《陈族世谱》记载,陈凤台的第三子陈英,也安葬在天塘山上,但目前还没有找到确切的位置。随着后人对“凤台文化”的深入研究,将破解更多的历史谜团。
后人组团寻根挖掘凤台文化
陈凤台本人是宋朝进士、官拜谏议大夫,长子陈谟是进士、授刑部侍郎,次子陈宣是进士,三子陈英是进士、宣议大夫,四子陈恺是进士、宣议大夫,五子陈润、六子陈图、七子陈仁皆为邑庠生(秀才)。
据后人查阅陈氏和邝氏的族谱,陈凤台元配妻子是南雄珠玑巷大尹公邝愈平之女,而邝氏夫人的姐姐邝淑丽,于1168年被宋孝宗册封为皇妃,也就是说陈凤台是当朝皇妃的妹夫。
在100多年前,广东七十二县陈氏家族捐款修建广州陈家祠时,一并对地处偏远的陈凤台古墓进行了重修,并绘有详细墓图,上面注有从陈家祠到天塘山的拜祭路线,以及约定三年一拜祭的家规。可见陈凤台当时在陈氏族人中有相当大的影响。
人们在拜祭陈凤台的时候,可能很少考虑到他的“抗元”爱国成分,而更多地是对这个家族深厚的传统文化以及良好的书香家教的向往。2023年岁末,美国纽约陈颍川堂“寻根团”一行130多人回清远寻根访问,受到广东省侨联、清远市政府以及清新县政府的热情接待。在这些游子心目中,清远,早已是一块令人神往的“福地”了。
陈凤台第26代传人、省归国华侨联合会荣誉主席陈毓铮认为,“凤台文化”首先是孝,以血缘亲情为基础,渗透到整个氏族。其次是把读书和功名放在首位。在古代,读书和考取功名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了做官。纵观陈凤台的后裔,其子弟大都以读书为主,积极参加科举考试。在当时的背景环境下,读书当官便是实现了人生价值,受后人景仰。
在陈凤台墓前的华表上,就镌刻着道光至光绪年间,陈氏家族中高中文武功名的优秀人才的名字。
在近代陈凤台的后裔中,有清末民初中山大学文学院词学教授、著名诗词家陈洵;辅仁大学校长、被毛泽东主席誉为“国宝”的陈垣;当选为巴布亚新几内亚两届政府总理陈仲民等。在族裔中,有明代被称为“一代大儒”、“岭南一人”的陈白沙;咸丰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清朝首任使美大臣的陈兰彬;光绪钦点探花陈伯陶等。
“凤台文化”的另一个特征是精忠报国、爱国爱家。南宋灭亡后,陈凤台的后裔告诫子孙,不要与元朝统治者合作,所以在元朝统治的90年里,居住在鹤山的陈氏没有一人愿意出来当官。
■史迹遗存
天塘山上埋忠骨
天塘山位于清新县沙河镇桂湖村,纵横20多公里,海拔1000多米,为清新县第二高峰,雄伟而陡峭,登顶下望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纵深看去,有无数矮小的山丘,草木丛生,常年翠绿,是一个地理位置极佳的风水宝地。
2000年,桂湖村民偶然发现了陈凤台的墓葬,并为此奔走。此后的几年间,时有陈家的后人以及文史专家前来凭吊或考证。
墓地除了墓碑和拜桌之外,极少人工修造的东西,在一片原始生态的大自然风景之中显得十分和谐。
离陈凤台墓约100米的位置,墓道上的四支华表庄严矗立,上面的石狮已被人破坏。华表用大理石雕刻而成,高六米,重约三吨,记录了清朝年间陈氏后人的功名。
令人称奇的是,墓地处在近千米的高山之巅,墓前竟有一眼100多平方米的天然水塘,当地人称此水塘为状元湖。每年春天,碧水盈盈。仿佛是镶嵌在天塘山上的一块碧玉。
■研究者说
陈凤台墓的重修
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广州陈家祠中轴线的建筑物即将完工的时候,恰逢广东东莞的陈伯陶在殿试中高中探花。喜讯传来,陈氏族人认为是建祠风水显灵,是祖宗的福荫。于是,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陈家祠已经建好后,陈氏族人为了慎终追远,弘扬祖恩祖德,光宗耀祖,便组织了重修陈凤台墓。
这次重修,对原来的墓地进行了整修,但没有大的变动,基本保留原来面貌。同时,陈氏族人还定下了三年一祭的规定。另外,为纪念这次维修,陈氏族人还专门在墓前的水塘旁边立了四支华表,华表用建陈家祠时同一种麻石做成,每支高两米半,上面刻着陈氏后人在清朝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年间受朝廷钦点的文武官员的名单。
其中,陈伯陶是光绪钦点的探花,被授予翰林书院编修,江宁提学使,广东教育总长等职务。后来,李鸿章和陈伯陶代表清政府与英国戈登将军签署了《拓展香港新址专条》。这也成为我国收回香港主权的证据之一。陈伯陶一生都有忠君爱国之心,但在那饱受外国列强欺凌的时代也只能“剜肉医疮谋国计”(摘自陈伯陶诗词)。
陈凤台墓的四支华表(当地人叫探花柱)成对称排列,仿佛是四名威武的将士,日夜守卫着陈凤台古墓,这也是陈凤台后裔心系祖先,崇文爱武的象征。
广东民风民俗资料
广州:充满民间民族风情的南粤名城
广州是一座有着十枝好带分丰富的民间民族风情的南粤名城。广州近年来在欢度春节、元旦、五一节、国庆节等传统民族节日的基础上,开展了每年一度的非常有广州特色的八大节庆活动:春节期间的迎春花市和元宵节,农历二月的波罗庙诞会,端午节(期间有盛大的节日庆典——龙舟节),番禺荷花节,从化、增城的荔枝节,重阳节,中国旅游艺术节暨广东欢乐节,广州美食节等。
此外还有每年春、秋两季举办的菊花展,元旦举行的花车巡游,中秋节的中秋灯会,以及10月举行的广州旅游文艺汇演等,为广州这座花城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羊城八景尽显广州风情
“羊城八景”,最早源于宋代。当时,广州的对外贸易十分发达,城市大规模扩建,来穗贸易与游览的客人众多,人们便仿效“猛芦潇湘八景”,开始选择当时最能代表广州城风貌的扶胥浴日、石门返照、海山晓霁、珠江秋月(色)、菊湖云影、蒲涧帘泉、光孝菩提、大通烟雨八个景点称为“羊城八景”,历经元、明、清各代,沿袭至今。
2001年“新世纪羊城八景”的评选面向全市市民,“岭南特色”、“历史底蕴”和“不老的广州”成为评选的重要标准。2002年,羊城第一秀、越秀新辉、珠江夜韵、古祠流芳、黄花皓月、莲峰观海、天河飘绢、五环晨曦8个景点、景区从众多的提名者中脱颖而出,成为“新世纪羊城八景”。
香港、广州的黄大仙庙
黄大仙庙分布在世界各地,香港、南洋、美国、广州和南海西樵都有。而最早的黄大仙庙,应是浙江金华的“赤松观”;黄大仙的“仙乡”,就在浙江金华。
香港的黄大仙庙可谓家喻户晓。它位于九龙黄大仙区,区以庙名,可知其闻名。庙内供黄大仙,终日香烟袅绕。每逢农历初一、十五,男女善信来拜,香火旺盛,春节期间,进香者更加潮涌,络绎不绝。香火之盛,堪称全港之冠。黄大仙庙是一座道观。石门坊上正中题“金华分迹”四个大字,表明它是金华祖庙分支出来的一个分庙。香港黄大仙庙,规模不大,亦无名山秀水映衬,初时寂寂无闻,抗日战争后更为冷清。直到六十年代,香港经济发展后才香火日盛。
广州黄大仙庙的故址,在广州芳村的花地村。当年神庙的正门,当街有一座楼,石柱、门楼顶均有花纹图案装饰。陈济棠主粤时,旧黄大仙庙被改作孤儿院。抗战时期,广州沦陷,旧黄大仙庙充作日本宪兵司令部。解放后还可见废碉堡和被害者遗骨。
广东江门鹤山龙舟赛
鹤山市龙舟历史悠久,每年端午节,市三夹桥河段都自发进行龙舟竞渡,万人观看,场面壮观。我市龙舟实力超群,屡获殊荣。1984年和1986年鹤山两夺广东省“丰收杯”龙舟赛季军;1988年代表广东省夺得福建国际龙舟邀请赛获季军;1994年夺得香港国际龙舟锦标赛第五名;1998年夺得江袜缺门市“五邑杯”龙舟赛冠军,获五邑第一龙之称。
广州寻宝之增城何仙姑家庙
瓦上仙桃甘泉井 千年古藤烟囱榕
庙顶长“仙桃”,庙内古井甘泉终年不竭,千年古藤难辨树头须根,烟囱顶上长“飞榕”……昨天,记者来到增城市小楼镇寻觅“仙姑芳踪”,在感叹何仙姑家庙建筑精巧之余,无意中,还发现了庙内庙外多处富有传奇色彩的景观。
瓦脊长仙桃 咸井出甘泉
何仙姑家庙始建于明朝,重建于清咸丰八年,建筑是砖石台梁式结构,三进式,一进和三进是封火山墙,规模虽小,仅200多平方米,但全庙碌灰筒瓦,飞檐拍板遍布花鸟、戏曲人物工艺,制作十分精巧。
大门的右侧有一口八角形“天花井”,上题:仙泉涓涓,饮者万年。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周围方圆几里的井水都略有咸味,但唯独这口古井水质清纯,爽口甘甜,终年不竭,因此,家庙一带的居民都称它为“仙姑井”,井水则为“仙水”。
家庙的瓦脊之上,是天生天养的“麻姑仙桃”。它1米多高,扎根于瓦面屋脊间的寸土之上。工作人员说,他们从来未为该桃树浇灌、施肥,然而桃树却年年开花,岁岁结果,所产的桃子比寻常桃子个头略大。由于产量有限,这些“仙桃”每年都被游客抢购一空。今年10颗桃子义卖筹得了22.6万元,其中一颗“吉祥仙桃”更以8万元的“天价”被一位香港商人购走。
白云山上苏公祠
广州城内,有许多北宋大文豪苏东坡的史迹,他的子孙也与广州很有缘分。在广州的白云山上,曾经有一处苏公祠,就是纪念苏东坡的孙子苏绍箕的,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山庄旅社的原址。
苏东坡一生虽然文才出众,但官运不佳,多次受贬,家人也跟着受到牵连。一次,苏东坡因为冒犯了当朝的皇帝和权臣,被皇帝抓进监狱,害得家人逃的逃,跑的跑,三儿子苏迨举家南迁,隐居于广东南雄的珠玑巷。谁都不知道他是苏东坡的子孙,一家人过着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苏迨的妻子欧阳氏,聪明贤淑,和苏迨相敬相爱,到珠玑巷不久,即生下长子苏绍箕。
苏迨因为家学深厚,见多识广,儿子出生后,他着意培养,当时正值宋金对峙时期,在反抗外族入侵的民族冲突中,苏迨深知,只重视文化素质还是不够的,还要重视武艺的学习,因而在儿子的学习过程中,他更加注重让儿子学些武艺。这苏绍箕也不含糊,从小聪明好学,不仅文化课学得好,而且武艺练得也很棒。
苏绍箕20岁就考取了武举人,并被任以地方官。其时宋金对抗更加严重,宋朝内部也出现了主战与主和派的分裂。宋徽宗时,主战派占了上风,苏绍箕因是武举人,被征调到北方,投身抗击金兵的斗争中。苏绍箕智勇双全英勇善战,得到主战派李纲和抗金名将宗泽的赏识。后来,宋徽宗被金兵抓走,赵构建立南宋王朝,苏绍箕一面积极抗击金兵,一面保护赵构转战镇江、扬州、温州等地,最后在杭州立住脚,建立了与金对抗的南宋政权。苏绍箕因护驾有功,官至太尉,掌管京城各路兵马。
正当苏绍箕和各位抗金将领同心抗金的时候,南宋朝庭内部形势急转直下,主和的秦桧为相,投降派一时得势,主战的岳飞、岳云父子被害致死,李纲被贬,宗泽病死,苏绍箕看到这种情势,心力疲惫,于是向南宋皇帝赵构上了一封奏书,意思是说自己因多年征战,身体落下不少伤残,希望皇上恩准自己退休安度晚年。赵构大概也看出了苏绍箕的真正意思,批准了苏绍箕要求退休的奏章,并恩赐他丞相和太尉的荣誉官职。
苏绍箕在55岁时解甲归田,退休回到南雄珠玑巷居住,第二年又举家南迁到广州,住在二儿子家里。赋闲在家的苏绍箕遍游广州附近的名山,并对白云山情有独钟,于是在山上出资建了一座月溪寺,买了一千亩土地作为月溪寺僧人养命之用。同时,他还在附近买了三百亩土地作为自己以后的墓园。就这样,苏绍箕在广州无忧无虑地生活了七年,于宋高宗赵构绍兴二十年,即公元1150年病逝于月溪寺,死时62岁。死后,苏绍箕被按照他生前的遗愿埋在了月溪寺后边的墓园中,俗称“大鹏展翅”龙穴,也叫“苏家山”,为广州古代白云山“八大名墓”之一。
黄埔军校,峥嵘岁月八十载
2004年的6月16日是黄埔军校的八十周年校庆。作为一座在中国近代史和军事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著名军校,黄埔军校的盛大校庆让人们重新将目光投向了这片热土。八十年前黄埔军校的成立是中国近代历史无法绕过的重大事件,在黄埔长洲岛这块跃马谈兵之地上发生过的一切在现在想来依旧激动人心,在远离尘世喧嚣的净土上,让我们来重温一番当年革命的烈火雄风,感怀一下风云激荡的峥嵘岁月。
黄埔军校——世界四大军校之一
黄埔军校是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简称,创建于1924年5月,是孙中山先生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亲自创办起来的一所新型革命军事学校。位于广州市东南珠江中黄埔长洲岛上,长洲岛全岛面积六平方公里,山峦起伏、四面环水、筑有炮台多处、隔江与鱼珠、沙路炮台相望,构成了长洲军事要塞。
黄埔军校面临珠江,背倚址旗山,坐南朝北,大门、二门后面是一座两层的砖木结构、三露四进的楼房。军校大门是一座两柱牌坊式建筑,挂有"陆军军官学校"横匾,相传是当时名士谭延?所写的。黄埔军校旧址几经沧桑,在抗日战争时期曾被炸毁。1964年按原貌重建,1984年成立黄埔军校纪念馆,并于1988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24年6月16日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在开学演讲中提出"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作为办校宗旨。大门门匾上写的"陆军军官学校",是军校早期的名称,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军校曾几次易名,其实都没有真正挂过"黄埔军校"的门匾。只因多次改名,校址不变,都在黄埔长洲岛上,所以人们通称它为"黄埔军校"。
众所周知,世界历史上有四大军校:美国的西点军校、英国的皇家军事学校、中国的黄埔军校和日本的士官学校。作为世界四大军校之一的黄埔军校,培育了为数众多的国共两党的高级将领,叶剑英、聂荣臻、李宗仁、白崇禧、陈毅、陈庚、胡宗南、徐向前、林彪、赵尚志、赵一曼、罗瑞卿、陶铸、杜聿明等人都是名震疆场的赫赫名将。
远去的铁骑:八旗子弟
如果不了解200多年前驻防广州的八旗兵,就无法理解现今生活在广东的1.8万满族人,他们多是200多年前进驻广州的八旗后裔。
在广东历史上,大规模军事移民的先例并不鲜见,早在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平定岭南,就有数万征战的将领、士兵留驻,与当地人融合,中原文化开始浸润岭南。与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秦朝的军事移民相比,清朝的八旗兵丁移民规模并不算大,只是这次是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由占人口少数的民族主动迁向多数民族中来。
清室建朝之初,八旗铁骑踏遍关外塞内,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平定关外诸藩,中原初定,分遣八旗兵马驻守全国要地,两年后,3000京旗汉军南下广州驻防。75年以后,广州府地位日益重要,乾隆帝再次派驻满族八旗来粤驻防,经过11年分批抽调北京、天津八旗,驻广州满八旗达到1500人,与汉八旗分区驻守城池。
这1500名满八旗家庭子子孙孙均出丁世袭旗兵。经康乾盛世后转衰,到清朝覆灭。八旗解甲,直至今日,历经鸦片战争、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广州八旗子弟见证了沧海桑田巨变,命运多舛,他们的后人占今日1.8万广东籍满族居民的绝大多数。
84岁的汪宗猷老人也不例外,他是第八代八旗子弟完颜家族的后人,从他的家族变迁可以洞悉那段历史。
位于今天广州市海珠中路的满族家庙观音楼几经风雨,现今成为广州市满族历史文化研究会的办公地址。
汪宗猷老人三回家乡故土不再
八旗二马路、八旗会馆,这些广州地名依稀可见满族活动的蛛丝马迹,今天这样的线索已经为数不多,时光倒流到247年前(1756年),广州光塔街以南至大德街(今天光塔、纸行、诗书及解放南)一带,均是满族八旗兵驻防范围,直到92年前(1911年),这种局面仍没有大的变化。八旗铁骑和满族女人的旗袍伴随着广州走过了一个半世纪。但是历史很容易被现实冲刷,今天的道路早已没有了八旗铁骑踏过的.痕迹,就连那段历史很多人甚至已经忘怀。
然而84岁的汪宗猷老人却对那段历史刻骨铭心,他是驻防广州满八旗兵的第八代,女真部落和辽金及清代赫赫有名的完颜氏后人,完颜阿骨打建立了占中国半壁江山的“金”王朝,继任者将大宋皇帝赶到杭州偏安,激发诗人林升留下“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千古绝骂,完颜后人在清朝多改汉姓王或者汪,自完颜家族汪全德三兄弟1756年陆续来广州驻防以来,已经经历10代,在镶红旗第8代汪宗猷之前,祖祖辈辈均是驻防八旗子弟。
汪宗猷老人曾经3次重返东北老家,一个半世纪流离之后,已物是人非,故土难寻,先辈村落已无稽可查,即便去到家族南下前中转的北京、天津,3次到北京市郊的满族镶红旗村走访,仍无音讯。八旗祖辈的踪迹还是他在查阅散落的家谱和各种资料后,终于梳理出了大致线条……
清军1844年入关,建立王朝平定四方后,征战四方的20万铁骑逐渐转为各地驻防,满族原来“出则为兵,入则为民”的全民皆兵模式,后来被职业旗兵取代。康熙二十一年,在全国划出97处要地,派驻八旗兵驻防,其中京畿附近派驻25处、东北满族老家44处、新疆8处、内地驻防20处,20万大军一半分驻东北、新疆和京畿,另一半分驻江宁(今南京)、京口、杭州、福州、广州、荆州、成都、西安等内地20座要城。
在驻防京畿的八旗中,紫禁城内各门各宫各殿由正黄、镶黄和正白三旗守卫,皇帝亲自担当统帅,维护王朝凤銮,称上三旗,而正蓝、镶蓝、正红、镶红、镶白五旗由亲王等要臣号令,称下五旗。但在京畿之外的驻防军中,各地的八旗并没有上下之分。各地八旗军由钦命将军统领,将军一般为一品要员,相当于现在的各军区司令员,但管辖范围小得多。由于广州由满八旗和汉八旗分别驻守,将军之下设立二品大员左都统和右都统,分别管理满汉八旗。各旗再由协领和佐领管理。
汪宗猷家族称为落广祖一世祖(家族中第一个到广州的开拓者)的汪全德1756年先期随部队移驻广州,属于镶红旗,按照满族八旗规矩,三年驻守期满,八旗兵可以回到皇城根下或者东北老家,驻扎在广州的八旗兵已经做好服役期满回老家的准备,人死了也只是暂时安葬在塔形的草坟里,没有墓碑,打算部队调防时将先人尸骨带回去,但是乾隆后期要求永久驻防的一纸命令,改变了这批分守全国各地八旗子弟的命运,使他们的根漂散在97个驻防地,成为今天分散全国各地的满族先辈。
自汪全德之后,汪家永久驻扎广州,直到辛亥革命后清王朝寿终正寝,他们家族七代八旗子弟,都没能带着先人尸骸返回东北老家,就连他们自己,也都被后人葬在了新的故土广州。
广州趣怪地名:
因科举而得名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是中国科举时代读书人尊奉的信条,而大魁天下,登科及第,更是读书人梦寐以求的目标,正所谓是“十载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在广州有很多街巷的名称,就和这些“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读书人相关。 状元坊:说是状元坊,其实并不是很大的一个广场什么的,而只是一条非常狭窄的小街,宽处不过4米左右,而窄的地方更加是1—2米而已。沿街两边都是一两层的小楼房,装修都是采用米黄带红色的瓷砖
它的位置在市政府西南,人民南路东侧,东接天成路。原名泰通坊,因宋代状元张镇孙的故居在此,所以更名状元坊。还有一种说法也认为是纪念宋代状元张镇孙,不过详情是:当时元军压境,广州告急,粮食尽,外援绝,为保广州城百姓免遭入城元兵的屠杀,张镇孙宁愿自己投降被俘,广州因此没有遭屠城之祸。张镇孙在被元兵押解上京的途中,在大庾岭愤而自尽。所以广州人民为张镇孙故居立了状元牌坊,将他原来住的街“泰通里”改名为“状元坊”。
历史上状元坊曾以经营镀金首饰、刺绣裙褂、戏服等传统手工艺品著称,现在是广州有名的跳蚤市场,什么新奇好玩的东西都有。
探花巷:在解放中路魁巷南侧内街,街名与魁巷内文魁星有关,至于是不是有人在此中过探花,就记者实地采访发现,即使是住在这里的人也众说纷纭,有说真的出过探花的,但有的却认为这里原来是个热闹的花市,故名探花。根据史料上记载,探花巷两旁原来多为祠堂,而探花一词,书中无处考证。
凌霄里:在仓边路西侧内街,东起旧仓巷,西至朝天坊,根据《广州城坊志》记载,清代乾隆年间的广东状元庄有恭故居在凌霄里。
因官学而得名
广州的官学在古代主要有三家:广州府学宫(今天的市第一文化宫)、番禺县学宫(今天的农讲所附近)、南海县学宫(今天的第十一中附近),参加这些学宫的读书人必须已经取得秀才资格。
学宫街:在解放中路西侧,西接米市路,为元、明、清三代南海县学宫门前街道,故名。
府学西街:北连中山四路,南接文明路,因位于宋代所建的广州府学宫之西而得名。
学源里:在文明路北侧西街,北连圣贤里,南接育贤坊。原为宋代所建的广州府学,后变为民居。“学源”得名与广州府学有关。
书院这一中国古代独有的学校组织,在培养人才、推行德治、保存学术、普及教育等方面起过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进入近代以后,传播西学、传播近代科学文化知识,有力地推动了教育和社会的发展。广州书院群最早始建于明初洪武帝朱元璋年间。位于中山五路以南,西湖路以北的大马站、小马站、流水井的书院,始建于清代康熙以后。广州书院对岭南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不但典型地反映了地区的书院文化特色,还深刻反映了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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