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打工民工春节回家了吗现在 深圳打工民工春节回家了吗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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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什么不让回家过年

凭什么不让回家过年

凭什么不让回家过年，过年是中国最隆重的一个节日。过年意味着团聚，意味着欢乐。很多在外务工的人都会回家，但是有于很多原因一些务工的人不能回家，那凭什么不让回家过年。

凭什么不让回家过年1

又将迎来一年一度的春节，不少人都非常期盼春节假期的到来，在外打工的人也可以回家过年。

考虑到这重因素，各地倡导“就地过年”，国家卫健委还适时发布了“春节返乡需持7日内核酸阴性证明”的要求，均是防控疫情的必要之举。

但是，倡导“就地过年”、持阴性核酸检测证明回乡，不是不让回乡过年，也不意味着要在返乡政策上极力设置障碍，粗暴地把在外人员挡在家门外。

一些地方擅自加码返乡政策要求，这与国家政策相悖，也忽视了在外务工人员的情感诉求，必须予以及时纠偏。

更何况，春节是许多务工人员一年当中唯一一次的返乡契机，老家还有留守的老人、孩子，如果不让他们回家，无疑是一种巨大的遗憾。

合理的疫情防控要求，既需要保障防疫工作的有序开展，也要顾及在外人员的回乡诉求，两者之间需要拿捏平衡。事实上，国家层面从来没有禁止在外人员返乡过年，在此之前国家卫健委还要求全国健康码一码通行，并要求各地及时出台举措，积极应对返乡潮，这都表明了国家有关方面审慎稳妥的态度。

而一些地方擅自提高返乡标准，甚至禁止回乡，属于对政策理解的歪曲，有违国家倡议初衷。

国家卫健委此番明确统一性的春节“返乡”防疫政策，是在多个省份前期已经呼吁“过年不返乡”的背景下，其首先是对地方性的春节防疫措施的某种规范：因非特定区域的疫情骤然加重的原因，地方不宜在此基础上再做层层加码。

比如在已经明确的对“返乡”范围的界定中，“从外地返回农村”这一判断立足的，更多是“农村地区防控能力薄弱，疫情防控难度大”的当下疫情防控重点，客观上使得专门针对返乡人群做出特定的防疫安排可能具有某种紧迫性。

但也要看到，在全国性的务工、就业实际情况中，适用于“返乡”语境的情况可能还要更复杂：

比如以“返回故乡”过年为目的的城际间（特别是低风险城市间）人员流动，往返于独生子女双方父母所在城市的姻亲场景，还有以往为缓解春运压力而被提倡的“反向春运”人群等等。

民调中心近日发起的公众春节安排意愿调查，28.21%的受访者表示“家人会过来本地共度春节”，可见“反向春运”的人员流动，可能会在返乡防疫政策收紧的背景中成为一些有条件家庭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当然，“反向春运”看似完美避开当下防疫难点，但也使得农村老人加入到人员聚集的春运环节中，而这一群体又可能是各种慢性疾病、基础性病症的多发人群。

更何况，“反向春运”之后的家人返程，可能又需要考虑具体的春运时间因素，从目前的政策看，3月8日结束春运之前，由城市返回农村同样需要参照这一阶段“返乡”的防疫要求，或者农村家人在城市过年的时间，也可能面临被迫拉长的困境。

有必要提醒，无论是选择大费周章也要“返乡”的人群，还是通过“反向春运”赴城团聚的家人，都必须要在旅程中严格做好防疫，在最终选择的过年地遵守地方的防疫安排。

春节对于中国人的情感重要性不言而喻，作为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在外学子、打工人等都期盼阖家团圆是人之常情。

在外打拼了大半年的打工者们，想在春节期间回到家乡，陪伴留守的父母和儿女，弥补平时不能陪伴的遗憾，渴望回家团圆的心情当给予充分的理解和支持。

合理防疫防控，不仅需要保证防疫工作有序开展，还需拿捏平衡，兼顾返乡人员正常需求。

凭什么不让回家过年2

许多农民工返乡过年时，正处于疫情高发阶段，不能掉以轻心，尤其是在这样一个交通拥挤的地方。

可就算是如此，今年仍有不少民工想要回家。他们表示：做核酸，打疫苗，隔离，怎么费劲都无所谓。我就是想回家看看。

并不是我不想在新的一年里与防控部门合作。我的思乡病是热的，太强烈了。那么，为什么这些农民工的朋友“走自己的路”，费心回到农村？

疫情有多久，我就有多久没回家

一位工友这样说道：“疫情有多久，我就有多久没回家了。

疫情刚刚开始，正好赶上春节。各地纷纷打电话过年，生怕给家里带来麻烦，根本不回家。

我没想到会是四年。四年了，我有四年没见到我的妻子和孩子了。当我离开时，孩子不能走路。现在我要去幼儿园。

今年怎么回去，就是回去过春节，弥补多年来欠母亲和儿子的债务。

除了春节，全年无休

为了说服农民工过年，一些社区工作人员主张，他们可以在非春节假期回家过年。，对于农民工来说，艰难的一年也是春节期间的节日。

因为往返的路程很长，普通的假期根本不够往返的时间。如果你错过了春节，你可以等到明年的春节。我不知道明年春节会发生什么。

两地的'农民工进行核酸、社区报告和疫苗接种。他们有麻烦了，想回家过年。

回村看看或许还有其他赚钱的机会

一些农民工想回家看看他们是否有机会赚钱。随着我家乡的日益发展，有越来越多的机会赚钱。如果我能在家赚钱，谁会愿意努力工作离开家呢？

现在，在农村，有很多赚钱的机会。在育种、运输和快递方面，有许多工作可以提供给工人。他们每年能挣的钱不足以自给自足。这是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提前返乡、返乡后不外出工作的真正原因。

凭什么不让回家过年3

为什么不回家过年

01、抢不到票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不管是求学还是工作，我们都乐意到大城市里去寻找更多的机会。这就导致了平日里城乡人口的不平衡，一到过年，在大城市求学或者谋生的人都涌回老家，导致一票难求的局面。

罗静是河南人，大学毕业后就到深圳工作。今年是她工作的第3个年头了。可是她一次都没回老家过年。

她不是不想回家，她太想家了，每年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地在陌生的大城市过年，都有想要哭的冲动。

她是独生女，父母也很想跟她团圆。可是没办法，不管她多努力，甚至请黄牛抢票，到最后她的希望都落了空。

她也曾想过年后请几天假回去看看父母，可是公司不肯批假，除非她辞职。她的这份工作来之不易，薪资待遇她都挺满意的。她不愿意失去这份工作，只好辜负了父母盼她回家的心。

每每想到自己好几年无法陪伴在父母左右，她就内疚的要命。可是为了生存，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她只好尽可能地给予父母物质上的补偿，给他们买了衣服和年货寄回去，再给一笔不菲的现金。

想回家却回不了，这的确是令人无比心酸的事情。这世上最难买的，莫过于一张回家过年的车票。

02、怕被催婚

一回家，七大姑八大姨看到你形单影只，准会呼啦啦的把你团团围住。她们最关心的就是你的终身大事了。就算你说还不想谈恋爱，他们也不会理睬你的想法，就怕你剩着。

方志豪今年提前打电话回去跟父母说了，他要加班，没法回家过年了。

其实他是害怕回家过年，不想回去了。他去年回家，就被他的三个阿姨和两个姑妈抓着去相亲。从大年初一到大年初五，他一共见了8个女孩。

有些女孩儿的父母也跟着去，揪着他问东问西，没完没了，让他很是厌烦。

他对他的三个阿姨、两个姑妈们说，那些女孩都不是他喜欢的类型，跟自己不合适。她们一听就炸了锅，都认为自己介绍的女孩儿都很不错。他有什么理由说不喜欢？

他哭笑不得，对她们没感觉就不喜欢呗，还要什么理由？她们吵吵嚷嚷的，吵得他的脑袋都快要炸了。

他一想到她们逼自己去相亲，就浑身哆嗦，干脆不回去得了，图个耳根清净。

你们关心晚辈的终身大事没错，但是也请不要太热心了，别让晚辈们怕了你，吓得他们年都不敢回家过了。

其实缘分来了，挡都挡不住。这世上总有一个对的人在等着他。

03、工作需要

无论何时，总有些岗位，需要有人驻守。比如医生、警察、司机、军人……别人都在回家的路上。他们去不得不坚守岗位。

沫沫是一名护士，她已经连着四年没有回家过年了。因为即使是过年，还是有病人需要她们照顾的。

去年的除夕夜，她参与抢救了一个急性胰腺炎的患者。看着病人转危为安，她就感到无比欣慰。比起回家过年，她现在做的事更有意义。

再说，虽然过年回不去，可年后她还是会尽量抽时间回一趟老家去陪伴父母。好在父母都知道她的工作关乎生命，非常重要，都很理解她，甚至说工作太忙，不用回家也没关系。

沫沫说，只要心里有家，有父母，不管何时，只要跟他们在一起，就是节日。

对于这些在节日里仍为人民提供服务的一线人员，我们应该心存感激。有了他们，我们才能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地过个好年。

04、不方便回家

有许多人在外拼搏多年，结了婚，生了孩子，就有了自己的小家，拖家带口回家过年虽然能令父母高兴，可是却累垮了自己。于是就不回老家了，想守着自己的小家过年。

也有由于长年在外地生活，回到家却水土不服，导致身体不适的。原本喜庆的日子，自己却病恹恹的，与其回去受罪，还不如不回去。

巧芳是湖南人，如今在福建定居，早就适应了这边的生活。去年，她领着一岁的孩子回湖南过年，可把孩子冷坏了，从到家的第一天起就感冒发烧，最后还得了肺炎住了几天院。

今年，巧芳妈妈主动打电话来跟她说，过年不要回去了，等孩子大些了，身体强壮了再回去。

妈妈的明理让巧芳安心了，她之前还犹豫着，不知怎么向妈妈开口。在他们那个山村，大年初二女儿不回娘家，那娘家人是要被人瞧不起的。

妈妈自然明白她的顾虑，又说，嘴巴长在别人身上，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随他们。我只要我外孙健健康康。

有个这么开明的妈妈，巧芳感到很幸运！

为人父母，都希望儿女过得好。只要儿女们开心快乐，在哪过年都好。

05、没钱回家

这是最扎心的理由。刚出来工作的没存下钱，已经成家的要还房贷车贷，还要养孩子，也是囊中羞涩。回到家，肯定免不了被亲戚们询问收入状况，实在让人难堪。

而且过年的花费也多，自己口袋空空，实在承受不起。所以干脆不回家，能省下一大笔钱。

张和西今年28岁，在一线城市工作5年，每个月工资10000元，是老家同种职业的3倍。所以，大家都觉得他很有钱，都很羡慕他。

其实，他真的没钱，除去房租，除去花销，所剩无几了。

以往他回家过年，总有些亲戚找他借钱，他说没有，还让人生恨，觉得他“为富不仁”；还有些人在县城买了房，颇有些炫耀的意思，问他工资那么高，怎么还没买房；更有甚者，张胆明目让他请客，说他吃香的喝辣的，也该让朋友沾沾光……

他苦不堪言，无论怎么解释，就是没人相信他没钱。

他今年不打算回家还有一个原因，前段时间妈妈告诉他家里洗衣机坏了，他答应给买一台，可至今还没兑现承诺，对此他很有负罪感，他觉得自己不配回家，也没有脸面回去见父母。

的确，没钱寸步难行。过年的高额开销，就足以让人望而却步，打消回家的念头。

今年过年还有摩托大军吗?

现在距离过年只有30多天的时间，很多在外打工的农民已经开始准备返回家乡。农民工返乡潮又要再次出现了。虽然今年情况比较特殊，因为疫情的影响，许多地方对农民工返乡有一些要求，但大多数人还是会选择回农村老家过年。记得几年前农民工返乡购买车票非常的困难，很多人整夜排队都买不到票，最后只能选择骑摩托车回家。因此在农民工返乡潮中摩托回家大军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那么现在还有吗？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从这十几年的实际情况来看，农民工骑摩托车返回家乡过年，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很多在深圳、珠海、广州以及福建等地打工的人，会选择骑着摩托车返回家乡。而这些人的目的地主要集中在广西、贵州、云南、湖南以及安徽等部分地区。可以说每年农民工摩托大军是南方特有的春运风景线。今年也不会例外，仍然有一部分人会选择骑摩托车回农村过年。但是，摩托大军的现象会随着时间的发展而越来越少。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火车提速购票更加方便

十几年前，我国铁路交通网络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火车的速度很慢，火车票很难买，有的人甚至排队两三天才能买到回家的票，甚至很多人最终都没有买到回家过年的车票，所以有一些农民工朋友不得不选择骑摩托车回家。但是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普通火车开始提速，动车和高铁更是应有尽有。现在全国各地的火车交通网络非常的发达，速度提升，带来了旅行体验的提高。再加上智能化社会的到来，网上预约电子购票，手机抢票等都非常方便，农民工也不需要彻夜去排队买票了。再加上现在每年春运期间的调度越来越合理，很少会出现排队很长时间仍然买不到票的情况。所以农民工选择乘坐火车或者汽车回老家过年，成为他们的首选。

第二，骑摩托车回家过年存在安全隐患

都说汽车是铁包肉，而摩托车是肉包铁。骑摩托车千里奔袭，的确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冬天，天气较冷，气温较低，而且经常出现雨雪冰冻天气，路面湿滑，更是加重了事故发生的几率。所以很多农民工不到万不得已，其实不愿意骑摩托车回乡。再加上骑摩托车确实比较辛苦，因为速度较快，哪怕是穿了厚厚的衣服，戴了头盔，仍然抵挡不住寒冷。相比于摩托车，汽车和火车，一方面安全系数更高，一方面更舒适。虽然农民舍不得花钱，但是现在人的思想意识和观念有了很大的改变。为安全考虑，坐车出行肯定比骑摩托车更好一些。而且骑摩托车还不能带太多的行李，根本就不方便出远门。

第三，开车回家过年的人越来越多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民的收入有了很大的提升，不少农民已经购买了汽车。他们在外出打工的时候，通常会将汽车开到工作所在地，平时上下班或者是出门，可以作为代步工具。而等到过年的时候，也不需要再去挤火车或者是公共汽车，自己开车就可以回家。虽然需要一些油费，但是春节期间高速路免费，也可以给他们节省一部分费用。在这些开车的群体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过去的摩托车大军中的一员。其实这就是表明现在农民的生活水平正在逐步的提高，农民的日子也越来越好过。

当然除了上面几个原因以外，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由于节日期间交通压力较大，而且摩托车一般不允许上高速，这也是现在很多人不愿意再骑摩托车回家过年的原因。

回家的散文随笔

又是一年春节到，在深圳工作的很多打工族或上班族，已经踏上回家的路。他们还回来吗？下一站在哪里？在昨晚一年一度的同乡年会上，有相当部分乡邻、故旧打算回去后不再返深。其实，这一现象在几年前的同乡会上就凸显出来了。据有关部门统计，深圳常住人口首次减少是在2010年，那时就减少了六七万人，而农民工“早退”的现象早已经引起有关部门和专家重视。

一年一度的年会，比往年显得冷静，在诸多的同乡中，有相当部分是从未谋面。在年会相聚时所涉及的各种事情和现象很多，但较为集中的还是春节回家，回去之后还来不来等等。这些老乡当中，年长的皆为深圳的“老资格”，而且多数是在上个世纪末，今个世纪初来深的打工仔。比如来自南山、坂田、龙城和光明等地的三四十人都明确表示已经辞去了工作，春节后不想再回来咯，主要理由是工资低、工作条件不理想及消费太高等。虽然有四五十人表明节后还会返深，但深圳的高消费让他们咂舌，若吃住方面没有尽力节俭，很难有存款。

这些愿意回来的人群多数都是迫于无奈：出来时间长的有二十多年，少则六七年或者十来年，回去吧，重起炉灶，一切都得从头开始，打锣自家，打鼓自家也很难。尤其是那些已经有了孩子在深圳上学的家庭，他们都站在十字路口上，上下为难，进出维艰。

这些天，我们几个好管闲事的长者去了一趟“宝龙”。那里是龙岗著名的工业区，从一些底层人群的闲谈中也了解到，他们为了节省消费开支，生活窘迫，在九层的出租屋住进近四五百人，10多平方米的房屋挤住着七八个人那是很普遍的事情，这些人群中不想再回来的主要原因归结于生活成本太高。据相关部门公布的2012年全球生活费最贵城市排行榜中，中国的香港、上海、北京、深圳与广州均列前50名，深圳排位第30位，相比2011年攀升到了第13位，生活成本首次超过纽约。

陈华清是1990年来深的，二十几年来一家五口一直居住在城中村的一间40平米的出租房里，孩子大学快毕业了，回来之后还不知道住在哪里。一个年届80的老母亲和两个尚未成年的孩子一直就睡在客厅一侧的过道里。两口子每月的收入看来也不菲，可两口子这六七千元付了房租、水电、燃气和管理费等也就还有区区不到三千元，一家老小正常的生活支出人均还不到七百元，还没有算进还在上大学的儿子的开支。可见这些“贫民窟”的打工族和上班族有多难。

在同乐村我们看到，有一栋高楼的架空层只有十几平方米，而在这里却居住了四户十余口人，可谓是人挤人。福田、罗湖、平湖等区域，由架空层改造而成的房屋多的古怪，它们地势低洼，房间狭小，光线昏暗，透气性极差。这些架空层里居住的皆为小区的保安员，餐馆、饭店的洗菜工和清洁工。在罗湖一小区内的架空层里有五张上下铺铁床依次摆放，每个床头挂有布帘，帘子后面就是一家人住所。可是他们好似已经习惯了，其中有一位来自崇义的老乡告诉我，他来这里三年了，一直就这样居住着，打工仔的生活都很一般，有的还很难，但无论难易，很多人都是这样过来的。

陈清华的老母亲从最后一孙女上了小学开始就一直在外面捡废品，无论儿媳怎么劝阻她老人家都不听，按照她老人家的说法就是靠捡点废品补贴家用，多多少少也能帮轻点身负重任的儿子和儿媳。从前年开始，老人在老家农村能每月享受到政府给的一百块钱生活补贴，这笔钱到了年底，在家的大儿子就会悉数寄来，老人家同样舍不得多花一分钱，全部给了还在念大学的大孙子。老人家的精神可钦可敬。

前天，年届六十岁的林泉工端着饭碗正在吃饭，菜是中午剩的猪肉炖萝卜。其妻杨爱莲在附近的隆鑫花园做清洁工，每天早上5时起床，打扫各自负责区域卫生，送到垃圾处理站处理。中午12时，回家做饭，下午2时继续上班，搞完卫生差不多天黑。在农贸市场的菜摊买把剩余的青菜，回家做饭。相比上午的价格，每斤便宜了差不多一块钱，每天就像机器人一样的周而复始，跟家乡农忙时节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在天监小区做清洁工的杜文少老人是我的老朋友。他很少回赣南大余的老家。他说：“因为太远，已经整整十年的春节没有回去过。过年了，其实我也很想回家。”他掰着指头数了数说，平时回一趟车费二百多元，春节到了就翻倍，回家成本太高。夫妻俩省吃俭用供儿子读到大学毕业，今年在县里一家事业单位上班，儿子这四年的大学生活花费他15多万元。接下来，儿子娶媳妇至少也要10多万元吧。三年前，杜文少老人做清洁工时每月工资1300元，现在涨到1900元。额外微薄收入靠在垃圾桶翻出的纸皮塑料瓶等废品，以及去小区的业主家做钟点工打扫卫生。

住在这里的清洁工唐亮星，笑眯眯的正好下班回来，依照平日的习惯，他下班后就会去分拣今天捡来的废品，一般是每周的一天的休息日，他就会将这些天积攒的纸皮、纸壳和塑料瓶等送去附近的回收站卖了。今天送去的一三轮车卖了约40块钱。我路过他居住的一个废弃了的花工工具间的“家”时，他老伴正在挑拣今天刚捡回来的废品。看见我的到来，她立即起身，先问我说：“叶先生准备回去过年吗？”。

不了，我家母亲都过来了。今年就在深圳过个温暖而吉祥的新年吧。

进门处是唐亮星夫妇的床，紧挨的并排一张上下铺铁床，是他与妻子孙丽芳的窝。孙丽芳在小区隔壁的多福源网球场做清洁工，没有老公那么累，每月1600元。忙完工作，她通常会为老公打打帮手。晚饭，同样是中午的剩菜，豆角烧肉和一盆青菜汤。炖在电饭煲的菜热了，唐亮星从床头玻璃酒坛倒出一杯草药泡的酒，微闭着眼，很享受呷了一小口说：“先生也来一杯吧。这是咱们老家所特有的山荆棘泡的哦，祛风湿，壮腰板的。”

“谢谢您，我不会喝酒，再说您这酒的度数也是太高了，我适应不了哦。”

“劳累了一天，只有此刻最开心，就着剩菜喝杯小酒，一天的劳顿即刻消融，然后冲个热水澡，然后操起二胡拉上两曲，实在无聊时还可以打开电视“凑热闹”其实幸福有时就是这样简单明了。”老唐闲得很轻松也很快乐地边喝边说笑。

他告诉我，这酒是在是龙东农贸市场批发而来的，一坛10斤的高粱酒，才三四十元，能喝上两个月，这也是他一年到头最大的一笔生活开销。

孙丽芳等老伴把约一两的小酒喝完，碗里只剩下点快要见底的汤汁，倒入一碗米饭搅拌搅拌，将就着全都吃了。

孙丽芳说：“老伴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按照我们老家的说法就是‘穷人不屑多，有了两碗米饭就会唱歌。她还告诉我，还是一个很节俭的男人，除了嗜好两杯小酒，别的开支总是精打细算。这些天他注意到中央电视台正在播放一些党政部门和社会团体铺张浪费的新闻，他看后，非常气愤地说：‘党中央早就该管管这些吃着国家皇粮不心痛，不知天高地厚的官员了！’我也常常奉劝这个东西，什么都可以节省，但吃饭一定要吃饱来，我们做工的，靠的就是两碗米饭来来支撑，不吃饱哪来的力气呀？”

他们夫妇给我的感觉是那样的真实，那样的纯朴。作为最底层的普通劳动者，他们汗腺里渗出的是最为清新的汗，血液里流淌的才是最为纯净的血。

几家清洁工的生活轨迹基本一致，每月工资1900元，一年中只有春节有50元红包，工服是保洁公司发的，平时穿的衣服多数是业主送的，或者业主不要被丢弃的。吃的菜，是农贸市场和路边买的收摊货。初算账，每家生活费每月五六百元，最贵是煤气费，一罐15公斤要120元，有时候还涨到130元，节约点能用两个月有余。水电费平摊，每家40元左右。吃收摊的青菜，买最差的米，喝最低廉的酒，反正好点东西买不起，他们也不会去关注。

“都大把年纪，有口饭吃就不错。在山区老家时这么辛苦也都过来了，相比之下这里似乎比老家好多了。若在老家，一个月哪能拿到2000块钱，更况且我们那里人多田少，地里产出不够吃呢。当然，目前的这份清洁工作与我而言，工资能再高点就好，渐渐地在银行存款能多些，毕竟年纪大，得事先攒笔养老金。”老唐好像感觉还不错地说，

今年66岁的王天彪在小区住了数年，爱好书法和水墨画，经常与清洁工聊天，变得熟络，他很喜欢走近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会时不时地为他们写写画画，适逢节假日时在各个小区巡展，他要告诉人们小小的清洁工，内心有着大世界。他告诉我，当他第一次走进这间房屋，让他震惊的是条件如此简陋，“每天经过，居然不知道这里还有间房，住着清洁工”。其中，唐亮星夫妇床边还有张横放着的上下铺铁床，已经20岁出头的儿子与他们一起住，儿子在中心城电子世界给人送货，月收入也就只有2000多元。

起初，清洁工们不愿被写被画，在他们认为，自己形象不好看，“有啥好画的，我们就懂得扫地。”老唐笑言。上半年老唐要我去“跟踪”他们，一起为他们写点什么，画点什么，为此我们诚然没少花功夫，曾在去年的“五一”和国庆等节日展示过他们的平凡而又感人的故事。他们也曾为我们如此重视他们这些扫地的而很感动。相关稿件被王天彪配上了照片，在各个小区展出之后，还被当地各大媒体竞相报道，闻讯，他们很惊喜：“我们就是扫地的，还上了电视新闻，登上了电脑。”王天彪说：“清洁工很难收到人们的尊重，其原因就是这些在底层的人很难被人发现，即便是发现了，谁愿意为这些‘毫无价值’的清洁工人去费口舌？”，然而，真实能够反映出底层群体生活的正是他们，他们才是这个花花世界里最可爱的人。

我在深圳在的部分街道和社区做过底层人群生活成本的考察，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我所走访的老乡不计其数，尤其是那些还处在城市最底层的老乡们，有许多故事值得我去咀嚼、去回眸、去品味。就以深圳最中心的福田区为例：

在市内（含现在的前海开发区），他们七八人合租一个单间很常见。比如岗厦村，就有这么一群人，白天在福田商业区上班，靠卖苦力，从事低端服务业，晚上“蜗居”在阴暗封闭的出租屋里，拿着微薄的工资，维持最基本的生存与生活。

老罗及其爱人张秀凤是从赣南玉都县一闭塞的山乡农村到深圳打工，张大姐本人在福田凤凰大厦做清洁工，月薪1700元。老田是外出做些零散活，为地产、楼盘搞包装等。

夫妇俩在岗厦村东三坊租了10多平方米小单间，最大家具是一张上下铺的床、一台旧电视机，晚上下班后同住一栋楼的老乡们爱聚家里看电视。该楼房子按面积、房间数量不等，租金在700-1500元之间。老罗说，在岗厦村此类单间每月租金至少也得900元，他每月工资两三千元，不得不选择合租，夫妻俩睡下铺，其小舅子睡上铺。虽然简陋拥挤，但夫妇俩很知足，因为他们是整栋楼一间房住人最少的，“楼上一间住七八人很常见，有的住了十几人”。

据介绍，租住在岗厦村的大部分人在福田商务区从事低端服务，有送水工、清洁工、环卫工、餐饮店服务员等，七八人合租一间10多平方米单间很常见。他们一般早上6时起床，没有休息日，就算有也不敢停歇，靠老乡互相介绍帮衬做些零工，赚点零钱。

老廖说：“他们在深圳已经呆了近二十年，是深圳从无到有、从普通到繁华的见证者。以一个打工者身份出入写字楼，有时会被看不起，令他有些伤感！毕竟人家那些公司老板是有钱人，地位高，我们是做苦力的打工仔，这就是贫富差距，谁也改变不了，现在这样，将来亦然。我们现在之所以那么拼，就是希望下一辈不要像我们这样，如今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下一代。”

老廖等打工者大多数在深圳已经呆了十多年。老廖本人在1991年就抱着赚大钱的想法来到深圳，大钱没有赚到，但已经离不开这座城市，廖先生回忆周围环境的变化时说：“当年深南大道没有开通，也没有这么多的高楼，感觉一眨眼间就建起来了一座现代化城市。”

“几十年很常见，那位大哥在岗厦村建成前就在，岗厦村地基还是他打的。”老廖指着身边的老乡方先生说。

这栋出租屋里来深圳最早的就是他，刚来时候比现在还苦，如今住房已经有了长足进步。他说：“刚来的时候，还没有莲花山公园，我们都在山上搭建临时工棚睡在山上。”他与老方甚至睡过坟墓。老田至今回忆起心有余悸：“我们把脸涂黑，睡在坟地，或是放骨灰盒搭的棚子里，有人经过就屏住气，不敢动。”老廖接过话说，“现在已经从地上睡到床上，虽然合租，地小人多，我们已经很满足了。”

老方的孩子还在上初中，妻子的职责跟老家时候差不多，多数时间是相夫教子，全家人靠就靠老方一个人做广告零工赚钱，每月工资有四五千元，想着给正在念书的孩子更好生活环境，他舍不得离开租金便宜的岗厦村。由于经常要坐车在深圳跑，出入很多高档写字楼，但每次走进写字楼，老方对比自己的生活，时常都有落差感。像老廖、老方这样底层人群曾经希望，能有一天也能像这里高档商务区的白领那样，在高档写字楼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但转念一想，又不得不面对现实，需要比较稳定的收入供给孩子，最起码要等妻子也能够上班，才能考虑换份更有前景的工作。

老廖他是准备回去过个年的，尽管还很穷，没有那种驾着小车衣锦还乡，威风凛凛的豪气感，然，老家毕竟是生他养她，常常魂牵梦绕的地方。他说：“我和其他老乡的情况不一样，无论前路车费有多贵，一年就这么一次，这两趟车费还能出得起。在深圳习惯了，如今回家过年就像做客，等过了这个年，我还要回来。尽管在城市底层苦苦挣扎，但全中国只有一个深圳，总有它的魅力所在。”

老方说：“对于楼里人来人往，已经习以为常。每年走的人有多有少，但这些年——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人，走的多，回来的少。因为很多八九十年代就出来打工的人都上了年纪，显得力不从心，‘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是说的年青人，而对老人来说，有钱没钱都要回家颐养天年。所以，回去不再回来的.人占了多数。当然，新老交替，世上新人赶旧人，人来人往不绝于后，这里的房子永远都不会空着。”

距离春节还有几天，一群围坐在老廖屋子里的打工者没有一个买到了回家的票。“家是一定要回，不管多贵的票。”老方说。而老方夫妇俩没有买票，是去年3月起老板就拖欠老方9000多元工资，他说：“打电话不接或挂掉，找了街道办，投诉到信访部门，没有回应，打零的人很可怜，在这里的人群很难得到所谓的保障”他还说：“像他这样尴尬年龄的人回去老家之后是否返深？有相当部分人还处在茫然中……”

老方说；“不回家的原因是因为老家很山，很远。小小的山村，回去只能种地，每人一亩多的地。他们村子连公路都没有通，生活生产方式几乎还处于刀耕火种。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吗？一年到头不停地劳作，仍然养不活全家，尤其是我们那座山塘决口之后一直就得不到维修，村里常年的干旱，种单季水稻也往往减产，有的根本种救不了，前年才通上电，连电话都打不出，更不要说上网了。”

每年回家，老方很烦恼，亲戚太多，他有姐弟7个，妻子有兄弟姐妹8个，妻子过继给她亲戚，又有多了3个，一轮拜访下来，这一年积蓄就没了。在同一层楼居住的郑小姐也是如此，为了孩子们的学费，她与丈夫离家到深圳，“很多亲戚以为我们在这边打工很风光，不知道我们背后有多心酸，每次回家不好意思告诉他们。”

范大姐伸出自己蜡黄色的、满是茧子和粗纹的手说：“回家后不敢把手伸出来给他们看，如今家里人的手比我的手好得多”。但廖先生说：“回家过年，肯定还是要回来的。老家还有两个男孩，按照规矩，每个男孩成家要留给他一栋住房，这是他在深圳工作的动力，别看我们这样，已经比在老家赚得多了。”而老方夫妇俩却感到茫然，好像有点儿不知道何去何从，也不知道回去之后，还是否再返深。

张贱妹是在彩田村当保姆。她说，虽然在深圳当保姆工资有所上升，但没有什么保障，生病或做家务受伤，治疗费用要自己掏，今年回家过年后不回来了，虽然家里收入低些，但毕竟不用承担意外风险，年纪大了最好别离家太远。

深圳最大规模的家政公司———深圳中嘉家政在福田中心区客户量有近四成，在低端服务行业中保姆、钟点工涨薪幅度较大，如照顾老人孩子的保姆月薪已经从1500元涨到3000元，钟点工从几年前15元/小时涨到30元/小时。但是，家政公司仍然留不住归家心切的保姆，今年深圳保姆荒比往年提前一个月到来。中嘉家政公司的总经理助理小梁说，如果不意外，深圳家政公司今年将达到1300多家，家政行业从业人员约45万，由于家政行业薪酬缺乏竞争力，2011年起节后返深保姆锐减，去年深圳家政服务人员减幅在8%-12.6%，预计今年减幅超过去年，将达12.6%—15%。

餐饮企业同样出现招工难。在金中环商务大厦负一楼的美食广场，多个餐厅老板透露，近年服务员工资一直在调整，已经从过去1300元涨到1700元，包吃住，但相比深圳生活成本压力，已经失去吸引力。据了解，2012年4月深圳市统计局数据显示，深圳常住人口2011年减少7万人，实属首次。

正如我的一位当记者的老乡说的那样，在深圳，农民工“早退”和回家后不来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关键的问题还是公共服务跟不上。

作为国际化城市的深圳，“农民工早退和迟滞现象”成为劳务专家们热议的话题。在全面分析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早退原因及其对策的建议时，我的老乡说，由于城乡差距存在，农民工进城动力仍然是相当大，特别是最近五六年时间。农民工早退是指在城市化长期滞后于工业化的背景下，大量农民工进城，但又不能有效保障他们在城市待下去，是导致农民工过早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成因之一。

有专家表示，农民工早退原因很多：首先，农民工与市民存在福利的差距。为什么在城里待不下来？很重要原因就是社保、医疗、子女教育、住房等等方面存在巨大差距，户籍制度、福利制度水平存在很大差距，包括区域间公共服务投入水平的差距等；其次，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受影响。农民工教育程度相比之下偏低，初中以下人员占百分之七八十，学历低、缺乏专业知识。第三，近年新农村建设，农业收入提高，部分农民工觉得待在城市不如家乡好。此外，沿海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去年深圳富士康一走，带走几十万人，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解决农民工早退的核心就是要落实农民工在城市的公共服务，教育是要优先解决的问题，包括产业升级，升级不等于不要劳动制造业。要解决教育市民化的问题，就是义务教育的分级管理，加强义务教育由中央或省级统筹。要改革现有的招生、考试制度，允许所有考生在常居地接受教育等等问题，需要当地政府尽快拿出措施以应对之。

正如我的老乡所说的那样，“应继续加大产业转型，发展经济，提供就业机会，让更多人在深圳找到工作，生存下去，让他们有机会获得较好的生活，避免农民工早退和迟滞最好的方法，就是打工人群实现市民化，这样，既可以延长人口红利，又是改革红利，是最大的内需。提供公共服务，使农民工不再早退，甚至一去不复返，相关政策的出台已经刻不容缓。”

在写完这篇稿件时，耳边忽然听到了家乡闹新春那隐隐约约的鞭炮声。就剩下这么几天了，返乡过年的人们宛似潮水一般涌向车站码头，这些回家的人们各自怀揣着对故乡、对亲人、对未来的向往，期盼来年能脚踏四方，方方得利，更希望新一届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能像润物无声的春雨，给他们带来新的希望！

——壬辰年腊月写在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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